弹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点丧命即其一例。但华罗庚在昆明的日子总是面带微笑，精神焕发，整个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颇具有20世纪上半叶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点从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中可窥其一斑，赵说：“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南按：徐后来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正是有了这般乐观旷达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坚毅刚卓的校风，才铸就了如此众多虽九死其尤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汉，才会以辉煌的业绩昭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华罗庚在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美学风，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丰硕果实。

    在这部大著的论证中，华罗庚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华氏在关于“素数变数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当老一辈杰出的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暑热，在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时，几度击案叫绝。稍后，中国数学界对华氏的专著给予崇高评价，这部著作也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名），华罗庚由此成为中国的“数论之父”。同年，华氏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以高度的惊喜之情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的序列，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特地为华罗庚塑像，并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当年熊庆来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华罗庚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成为明星的华氏没有就此止步，又开始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阔渺远的领域迈进。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与闻家同室居住并双双取得辉煌成果的往事时，不禁欷歔感叹，曾赋诗一首，借此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因苦中不屈的精神与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居住，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梁实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自己并不知晓的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一切“斗”缘，都在这里肇始并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晚会，闻一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