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随着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犟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下半天动弹不得。

    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惋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

    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棚内，睡的是重叠的马槽式床板，生活困顿。1月29日上午，身在校舍的吴宓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种锥刺般的隐痛与不祥预感在心中弥漫，心坎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苍凉与悲哀。在极度的苦痛、忧伤中，吴氏隐约感到了什么，他身披大衣卧床朗诵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