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