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tle　treasury　of　orl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Liang-chen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