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必然和必需之事，想来陈梦家本人对夏鼐的无奈之举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从此前和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夏、陈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当陈氏落难后，夏对别人指斥的陈，特别是一些不合事实的内容为之同情并暗中给予解套儿。正是由于夏与陈良好的个人关系，才有了陈在大会上公开“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事件”出笼。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自是牛人一个，但夏鼐比他还牛。从学位上论，夏是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陈梦家虽留过洋，但没有博士头衔，也没有正式的师承。从道统上论，夏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嫡传弟子，不但一度代理过史语所所长，且继承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及“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的衣钵——这一点极其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与一千二百年前唐代的慧能承继五祖禅宗弘忍大师衣钵相比拟。而陈梦家的道统路数极为尴尬，夏鼐可以慧能相比，但陈氏却不能与北宗的神秀并论，因为慧能与神秀所尊的皆是五祖弘忍禅师，属于同门弟子。而夏与陈则属于两个系统、两个门径、两股道上走出来的人物。在精神和人生境界上说，夏的老师是“海龟”傅斯年，而陈的老师是土学者容庚。非常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与容庚在北平与重庆的一场华山论剑中，竟以“汉奸”罪名把容庚从办公楼扔入污泥遍布的沟里。作为徒子徒孙，自己的老师被别人的老师扔入污泥浊水中而不能咸鱼翻身，更没有来个鲤鱼打挺，东山再起，当然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多亏陈梦家还有一位称做老师的“斗士”闻一多，尽管闻氏没有“斗”出什么名堂就身殁昆明，但却是当时中共肯定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后来清华大学还为其塑了雕像当做圣人供奉，这总算在师承和精神领域为陈梦家挽回了一点面子，与夏鼐的差距就此缩小，但二人还是不能平起平坐——因为那个光芒万丈、神圣无双的正统的衣钵在夏鼐身上，而不在陈氏手中。从实际水平和名声上论，当时考古文物界有“南曾北夏”之誉，而没有“南曾北陈”之说。当然，这个“南曾北夏”含有学术界对作为一介女性曾昭燏的爱怜、尊敬和客气的赞誉成分，并非就真的指曾可以与夏鼐并立齐肩。试想，连当年的伦敦大学博士吴金鼎，“龙山文化”“南诏文化”的发现、发掘者都不能与夏鼐匹敌，何况一个曾昭燏哉？而曾氏死后，中国考古文物界一切牛人皆不能与夏鼐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夏的才气高于李济，而一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不能说超过了李济，也应该是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这已成为不易之论。

    按一般规律，凡学术界中的牛人，大多对比自己更牛者，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服膺，如刘文典之于陈寅恪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学问差或大体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学问差而又整日指手画脚、啰唆不休、自以为是的官僚政客，为学术界牛人最为不屑忌恨。这类人物真的如陈梦家所言别在科学研究机关做官，而应到宾馆、饭店、洗澡堂子甚至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去做官执政，或许还能为人类作出一点服务性贡献。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四大”中，雷海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视为原清华大学历史系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