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以马列主义哲学家的名头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此后与自北大教务长调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建立了业务上的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友谊的建立，除了二人皆为湖南同乡，更重要的还是20年代李与曾氏家族结下的因缘。所谓故交情深，在关键时候便体现了出来。

    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曾先后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工学院。翌年，63岁的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此时的李达与毛泽东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正因了这层关系，李氏没有把其他的高官大员，特别是中南局、湖北省和武大党委领导班子放在眼里。而除毛泽东之外，其他的一切高官大员暂时对李达也无可奈何。正是李与毛这种特殊的背景和关系，才使李达在故交曾昭抡倒霉，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敢于顶风排浪，不顾“六教授事件”的影响和从上到下掀起的喊打之声，力邀曾氏到武大任教。

    1958年4月，在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曾昭抡告别爱妻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汉大学化学系报到。按上边要求，曾昭抡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并根据“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则，武汉大学由一名副校长分工管理曾的工作，每月谈话一次，听取汇报，并明确告诉曾昭抡“只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党纪国法伺候。

    来到武大的曾昭抡自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再次显示了湘乡蛮子“埋着脑袋绊犁”的“黄牛性格”，而祖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家训，使他于痛苦中更加省悟了忍韧的重要，自此闭上了嘴巴（当然，也不允许他开口），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业务上。因几年没有参与教学工作，曾氏一头扎入图书馆和资料室，开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最新的前沿科学知识，以便尽快进入已有些陌生的教书先生的角色。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形，曾昭抡的助手刘基万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深：“他高度近视，但查资料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只见他小跑一样在书架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书，摘完后又快速归还原处，马上又抱出一摞。蝇头小字在卡片和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还贴上小纸条，精心写着补充或注释。无论是刮风或下雨，严冬或酷暑，总见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顶褪色的旧帽，脚指头露在鞋外，斜扣着衣扣，提着个旧书包，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一天深夜，他提书包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撞在树上，碰得满脸是血，跌倒在东山头山坡下，路过的工人听到哼声，才将他扶回家去，第二天他照样上班。”众人皆知，武汉大学校园在著名的珞珈山上，以其地形地物和曾氏的压抑郁闷心情，出现深夜回家撞到树上的情景应是真实的。

    1959年底，因曾昭抡确实做到了“老老实实”，没有“乱说乱动”，同时出于业务上需要，被校方任命为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当了主任的曾昭抡除给学生上课和指导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仍是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常客，并以惊人的毅力查阅了近1500篇次文献资料，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写出了140万字左右的《元素有机化学》教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该专业方面的参考书，尽管当时纸张奇缺，印刷水平不高，但该书甫一问世，即在国内化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受到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高度评价，纷纷要求正式出版。未久，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出版社派出编辑部负责人专程赴武汉大学找到曾，欲把这部书稿作为国际交流图书由该社作为特约书稿出版。后经曾昭抡带病修改，全稿分为六册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的是，这部丛书只出版两册，“文革”爆发，后四册就此夭折，原稿在“革命”风暴中散失，由此成为曾昭抡死前最大的憾事。

    1961年暑假，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曾昭抡仍摆脱不了心中的压抑与苦闷，加之过度劳累，住进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