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于一般的庚款放洋，吴大猷手握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有绝对自主的权力，因而不服者也只能在叽叽咕咕一阵后叹息自己命薄了。后来李政道在参加上海敬业中学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道：“叶师破格推荐当时只念大学二年级的我去美国读博士生，……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这话当是不差的。

    人员既定，曾昭抡先期赴美联系有关事宜，吴大猷召集上述几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着手翻译俞大维交来的绝密文件《史密斯报告》，由唐、王、朱、李、孙等五人分头翻译，吴大猷统校修改，完毕后送军政部存档，只是后来未及出版，内战爆发，此稿下落不明。——此虽属后来之事，但足可见出国民党要员们办事之劣与丢失大陆之一斑。

    1946年6月，吴大猷奉朱家骅之命，代表中央研究院赴英国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牛顿三百周年诞辰庆祝会。同年8月，由华罗庚率领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等五位青年才俊赴美，到加州大学与先期抵达探路的曾昭抡会合。此时，曾昭抡已被推选为联合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9月，吴大猷由英转美，与曾昭抡、华罗庚及随行赴美的几位研究生会合，共同商讨考察进修办法。此时曾昭抡已通过关系了解到，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过程被列为绝密，中国人到有关研制机构和工厂去学习考察已不可能。此前的1945年末，杨振宁获取庚款留学美国，想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的研究生，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费米在哪里，因为费米是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行踪保密。早在1942年12月2日，费米与其助手即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使它达到临界状态，产生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这一成就是原子能时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两年后的原子弹诞生奠定了基础，芝加哥大学因此被称为“原子能诞生地”。

    鉴于现实情况暂时不可扭转，曾昭抡建议众人分别选择合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或从事外围研究。在得到国民政府当局同意后，曾昭抡等师生分头行动，陆续进入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潜心学习，以图将来。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朱光亚进入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后获得博士学位；唐敖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院，后获博士学位；王瑞駪进入华盛顿大学，后获博士学位；孙本旺进入纽约大学柯郎研究院，后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华罗庚率领赴美的五位青年才俊中，唯独李政道有点麻烦。据吴大猷回忆说：“我没有办法把他推荐给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因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戈登斯米特（Coudsmit）教授的。那个时候，他在西北大学（Nortern University），当然我写了几句关于年轻的李政道的话。我说，李政道是那样的聪明，我发现他对于解决问题简直有着不可思议的洞见、看法。总之，我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以便让李政道能进入研究生院。”此时的李政道虽然入学受阻，但没有放弃努力，他坚信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只要不放弃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几经周折，终于获取进入芝加哥大学试读的资格。对于这一关系李氏一生命运转折并对世界物理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点，李政道记忆犹深。许多年后，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回忆：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她能够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是有一个要求：该生必须熟读过希钦（chin）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对这些名著的考试。可是当时的我，连对这些名著的书名和作者都完全空白，我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解释：我对东方文化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