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其间，俞大维用德文记录了四十多本笔记，并自豪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嗣后，俞大维成为弹道学专家，对原子核能的理论和运用信息也有所了解。

    当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派人到美国去学习。俞大维闻听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对此自是大感兴趣，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这一关乎国防发展的重大计划。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科学，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亲戚关系的曾昭抡身上。

    俞大维之所以选择曾昭抡，除了与曾家有世代姻亲，且自己的胞妹俞大絪嫁给曾昭抡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一流化学家的曾昭抡，已进行了多年烈性炸药和利用炸药制造武器的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新型炸药发明的可能性》等论文，1944年出版了《火箭炮与飞炸弹》专著。而此时曾氏正在进行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对原子核能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曾昭抡对军事与军事理论有着天然的兴趣。抗战军兴，曾氏在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诸位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民党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到抗战结束，在各种报刊上发文达200篇以上，其中《从军事技术上推论欧洲战局》《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欧洲第二战场》等三篇军事评论轰动一时，并给西南联大师生和重庆方面的军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叫汪子嵩的联大哲学系学生，许多年后在回忆他的老师沈有鼎的时候，涉及曾昭抡并有一段颇具趣味的描述，汪说：“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与曾国藩的实战经验或《曾胡治兵语录》不尽相同的是，曾昭抡在他的军事理论演讲中，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眼光，特别指出战争的进程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日益发展的武器装备上，谓：“现代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在其他条件约略价等的情况下，谁在科学上占得优势，哪个国家就会胜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谈战争，就得明了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又说，随着“时代变迁、科学进步”，投入战争中的武器将“在构造上愈来愈复杂，在种类上愈来愈繁多，在功用上愈来愈新奇。”而“这次大战中战争技术的主要进步……就是运用已有武器配合新发明或改良的战术而进行战争”。

    随着战争的进展，曾昭抡对战争的研究越发成熟，并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问世。1944年6月，当盟军近三百万大军云集欧洲西线战场时，曾氏正确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而预测的登陆时间仅比实际相差不到一个昼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