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暗中关照的结果。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狂飙突起，全国高校又掀起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海》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随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的群殴浪潮。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展开了与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混战，结果自是马寅初被宵小们一顿刀枪加乱棍拨弄于马下，以失败告终。因了这场活生生的戏剧，一时举国震动，天下士子名流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欲投放油锅烹煮分食而后快之时，南北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都已深感困难。而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被无情遭拒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以信的形式发出了一篇火药味甚浓的战斗檄文，标题称做《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文中说道：

    5月5日给我的信已经收到。15日上午翦伯老也曾来我处，谈到作报告的事。我　　 因为不久要同文联的朋友们到张家口地区去参观，不能前来和你们见面，故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意见。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陈）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

    ……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今天我们的知识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贤就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如同当年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兜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圈子之后，郭沫若扭转剑锋向陈寅恪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