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并对汪篯谈到了自己的思想早已刻在了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中。陈说：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以上谈话，显然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新史学”和范文澜等所谓“新史学大师”们的新理论以及所谓“史学”极大不满，也是陈寅恪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苦闷中，一次被意外扭开关闭的龙头后的总爆发，内中透出极大的愤慨与悲鸣。当心中的忧愤之气发泄之后，陈氏又赠与汪篯几首诗，其中最关键和重要的一首是《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追随陈寅恪有年的汪篯，对诗中的用典和喻意当比其他人更能心领神会。菟裘，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指退隐养老的居处。陈诗喻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监州，宋代官名，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此处指北京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学术异化，沦为当权者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柳家既负元和脚”，柳家，即柳宗元，此典与柳宗元有关。陈寅恪以古代的柳宗元自喻，并谓在学术上自有所恃，并有个人的精神风格和思想方法。柳宗元有《酬曹内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陈诗反其道而行之，指不赴北京任职，仍可在学术上相对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发自心灵深处的强音，也是对北京关闭大门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诗，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汪篯自中山大学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整个大陆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整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