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清华，实则是杨武之心愿的一个延续。——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至于杨在清华以82岁高龄抱得一个28岁的美人翁帆归，则与杨武之的梦想没有关系了。

    当年杨武之被清华新贵拒之门外的事实，由北平南飞的陈寅恪一年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此时陈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这一系列的缘由，蛰居于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于天崩地裂的最后时刻，在去留之间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还是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而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仍虚位以待，虽指定由劳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史语所同仁为陈氏开过纪念会之后，劳榦才正式继任此职——此为一种期待，更是同仁们对陈寅恪人格学问的尊敬。

    国共两党在大陆正式翻盘之后，已在岭南大学校园定居的陈寅恪，抱定“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不问世事，终老岭南的决心。而这个时候的他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了。与杨武之命运不同的是，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这不仅是学术和用人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江山社稷，鼎之轻重的政治问题。

    于是，清华园被中共政权接管之后，陈寅恪一些故旧门生如已实际掌控清华大学党政事务的吴晗，曾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联名以信代电，劝陈氏重返清华效力，但均未奏效。1949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函叶企孙、吴晗，陈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

    顷奉逈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复，顺颂研祉。

    弟　寅恪敬启　 十月二十日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三号就在陈寅恪明确拒绝叶、吴二人邀请不久，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又向陈氏发出了邀请信息。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透露，1952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曾致函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梁方仲，商谈梁氏北调中科院社会学所事宜（南按：梁氏于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脱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回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同时提到“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梁方仲对陈氏转达邀请北上之意。信中所称的“前年”，即1950年前后。邀请之意，是让陈寅恪出任即将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非后来的三所之一）所长。

    梁方仲接信后，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作了转达，陈氏又托梁方仲回复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