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以便更好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让中共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人民尽快走上马列主义这轨道上来。这个方案上报后，得到了高层人物的嘉许，著名才子陈伯达高兴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云云。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并不时下达一点诏谕，陈伯达、郭沫若辈未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郭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中，颇为识趣地作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

    这个名单很快得到了最高当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颇感头痛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但据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又说：“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陈寅恪没有听从浦江清幼稚的规劝，毅然为“避秦”而南飞。只是令陈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此前预想的中国再现南北朝格局的事实化为泡影，国民党的地盘只有一个海峡阻隔的台湾。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与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实上，当年与梅贻琦一起南飞的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杨振宁的老爸，抵达南京后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当清华“解放”后，新的主人却把他一脚踹出圈外，拒绝续聘，理由当然是他追随梅贻琦出走的“罪过”，杨氏在清华兢兢业业服务16年的业绩也一笔勾销。此举对杨武之极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济大学任教。经清华当权者如吴晗等人的一击，杨武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2年再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养，精神郁闷，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杨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但此时杨氏已年过六十，且已退休，无法以在职教授身份实现重返清华园的梦想了。中共高层只是令有关方面对此多加照顾，并把杨振宁的岳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作为“特赦”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以示给杨振宁一点面子和争取的砝码。据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说，杨振宁自美国退休后到清华居住，并给大一学生上课，还带研究生，清华领导方面的邀请是一个方面，但杨的内心深处还是埋藏着实现父亲重返清华园的未竟之梦。杨振宁之由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