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晗来说，仿佛一眨眼间，时间就到了1966年6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摇尚方宝剑，见血封喉，令史学界大小知识分子闻风丧胆、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级红色巨兽——史绍宾。

    按史绍宾的说法：“全国解放前夕，胡适匆匆逃出大陆，丢下了一批档案，其中有吴晗和他的来往信件。这批档案，后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有关负责人直接掌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的同志能充分发挥本所同志的专长，利用本所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胡适档案，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揭露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对吴晗的批判进行得这样激烈、这样广泛，许多拿铁锤、拿锄头、拿枪杆的工农兵群众都拿起了笔杆，参加了战斗。而众所瞩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该所个别当权者的领导下，却冷冷清清，不见动静。”

    鉴于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者装聋作哑的态度，早已对这批材料垂涎三尺，于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烦的史绍宾们悄然来到近代史研究所，想从中捞取部分干货，以便制成打击吴晗的炮弹。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对方拒绝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绍宾们于资料室胡乱转悠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上书“胡适档案目录”的资料柜，打开一看，胡适与吴晗来往信件的案卷目录写得一清二楚，但对方却以只有目录，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为由，仍拒绝其观看。如此往复折腾了十几天，史绍宾只摘抄了两封信并于《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以《胡适与吴晗》为题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其他更为高级的干货仍未得手。

    正在史绍宾们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之时，由近代史所主办的《历史研究》于这年第三期披露了吴晗与胡适的十三封通信并进行了评注。史绍宾们见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却只得了一点残羹剩饭，像叫花子一样被打发出门，恼羞成怒。于是，在已成为“文革”新贵的尹达具体指挥调度下，“史绍宾写作组”很快将这批信件重新编加按语，作为集捆式重磅炸弹于《人民日报》一齐发射而出。

    为发泄当初上门遭拒的激愤之情，在“铁证”亮出的“前言”中，史绍宾先是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质问黎澍“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资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资料？”答案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还有一个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而“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与“前言”同声相应的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社论言辞犀利，杀气弥漫，在引用了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光辉理论之后，含沙射影地对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领导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