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邓拓怀揣极度的悲怆和绝望心境，窝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信，并为自己心爱的妻子留下简短遗书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正在灯光暗淡的车间紧张而神秘地赶排一篇事关重大的政论文章。车间门口阴暗处，几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者瞪着明晃晃贼亮的眼睛，手持铁棍来回走动，整个工厂内外笼罩着一种肃杀恐怖气氛。当邓拓僵硬的尸体被家人发现时，《浙江日报》的黑体大字号标题文章《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已出现在街头报栏和各机关的办公桌上了。

    这篇重大政论文章一开始即先声夺人：“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来，文章分四个主题十三个专题，对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个主题主要揭露吴晗“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

    调查人员依据的材料，是吴晗本人于1950年2月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当初对共产党从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同时提到了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就自己创作的《朱元璋传》进行了一个晚上的谈话，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吴晗表示：“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揭露文章又说：1961年和1962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1961年，吴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这本集子里面，吴氏把1950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零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到了1962年，吴晗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文章说，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对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从揭露吴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叙述一系列理想与超阶级观点，外加高喊政治口号山呼万岁的同时，春风得意的吴晗没有忘记“痛说革命家史”和“忆苦思甜”。正是自己画蛇添足的一番表白与撇清，才令对立面抓住了辫子一个滚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浊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压于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吴氏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中这样“添爪”道：

    我出生于1909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他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