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在这份供状中，曾昭燏需要着重交代的当然是被中共认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跟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乱跑一气，并被毛主席点名唾斥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而这几个被视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分子，与曾昭燏本人和曾氏家关系最近、交往密切的自然是傅斯年。因而，这位墓已宿草的“傅大炮”，便成为供词的重中之重。为此，曾昭燏首先承认傅斯年对自己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生活上，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人，而后叙述自己的内心感受及对傅氏的评价：

    ……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帮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与行为。

    在大骂傅斯年和对自己进行精神“洗澡”的同时，并不算糊涂的曾昭燏还没有傻到把过去的陈年旧事兼个人私情全部抖出来的程度。事实上，有一些关乎家族荣辱与个人性命的隐秘，是不能轻易披露倾吐的。这个情结的纠缠发酵，成为日后曾氏压力与恐惧不断加大并终于走向绝路的因子。

    1956年3月6日，曾昭燏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说：“知识分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的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自此之后，曾氏开始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当中共提出要“完成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时，曾昭燏立即按“上边”的要求，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身在广播室的曾昭燏心中明白，当局之所以选她出来对台广播，并不是因为她的北京或南京官话说得地道，也并不是她的官帽子足以震慑台湾群僚，实在是因为她的家族有许多重要亲友云集台湾。这些直系亲属又与国民党许多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曾昭楣，夫婿是谭延闿的公子谭季甫，而谭季甫的妹妹谭祥则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之妻。曾昭燏二嫂俞大絪虽留在北大西语系继续任教，但她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姊、傅斯年之妻俞大綵的姐姐。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令当局对曾昭燏格外看重又放心不下，她必须如实交代且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遥想当年，曾昭楣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其母于1939年冬在昆明惠滇医院病世，当时正在大理与吴金鼎、王介忱组织考古发掘的曾昭燏，于11月23日得到消息，她在当天的日记中载：“下午归，连接二电报一为母亲病重，一为母亲弃养，晴天霹雳，梦寐未曾想到！！！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26日，曾昭燏赶回昆明，与亲友相见，“惟有痛哭而已”。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曾昭燏对两个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妹昭鳞、四妹昭楣主动承担起关爱的责任。对此，曾昭楣回忆说：母亲去世后，“燏姐待我，姐兼母职，自己节衣缩食，每月汇我用费从不间断，如昆明有轰炸，必从大理来信问讯，真是无微不至，直至我婚后”。正是这种亦姐亦母的双重身份，曾昭燏才当仁不让地插手妹妹的婚事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四妹曾昭楣的婚事，曾昭燏在《自传》中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她在重庆和刚从欧洲回来的谭季甫订了婚。谭是曾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儿子，当时为经济部次长谭伯羽的亲弟，当时为国防部部长陈诚的妻弟。那时我正在从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