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与南京人民被解放。

    对这一天的情形和感受，身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

    4月24日，曾昭燏与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部队一个排的官兵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内守卫。5月17日，中央博物院移交中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6月29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由曾昭燏、萧温、顾其林、王天木（振铎）、曾志宏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全面接管文物和主持日常工作。10月2日早晨6时，曾昭燏率全院同事23人，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自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易帜，无论是曾昭燏本人还是她的同事，未来的人生与事业都将在红星照耀下中的新政权统治下进行，幸与不幸，是活着还是死去，就看各自的运气和命中的“八”字如何了。

    1950年3月9日，遵照新中国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书画鉴定专家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得令后的中央博物院举行去旧迎新的冠名挂牌大会，曾昭燏履行新职并宣誓，成为中共信任和重用、手握实权的知识分子中坚。对这一变革与人事安排，曾昭燏感到心满意足，她在日记中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情与妩媚写道：“今日，是南京博物院正名的日子。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离去年六月二十九日，只八个月零十几日。去年的接管，可以说是起始怀胎时期，今年则真呱呱坠地了。”

    曾昭燏主持院务日常工作半个月后，即出面接待号称苏联最权威的考古专家吉谢列夫前往南京博物院的访问。7月3日，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美帝侵略朝鲜和台湾，驳斥杜鲁门的谰言！指出：‘美帝大量的武器不能在大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亡，同样的也不能在一个小岛上挽救国民党匪帮必死的命运”’。同日，接中央文化部通知，南京博物院改为华东文化部领导，院长由徐平羽兼任，副院长曾昭燏主持日常工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曾昭燏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早在1949年12月，曾昭燏邀请在南京任教的恩师胡小石以及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南按：胡、刘二人分别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与建筑系教授），与文物考古专家朱契、贺昌群、王振铎等名流硕儒，对南京栖霞山附近六朝陵墓及栖霞寺等11处古迹进行调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1950年5月1日，曾氏再度约请胡小石等五位专家学者，调查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被盗情况。同年10月，曾昭燏主持对南唐二陵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于红星照耀下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封建帝王陵墓。发掘期间，曾昭燏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僻的祖堂山幽栖寺内，每日奔走于居住地和工地之间，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推进，两座陵寝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

    南唐建都于金陵（937—975），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个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皆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特别是后主李煜的词更是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神来之笔，一直为历代读书人称道并流传不衰。王国维在中谓：“词至李后主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除了令人惊艳叹绝的词曲，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