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画院亦著称于世，流传的画作被视为稀世之宝，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

    南唐二陵位于南京祖堂山的西南麓，由南唐先主李弁的钦陵和他的儿子李憬的顺陵组成，系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弁及其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建于公元961年。李弁陵因建于南唐国势强盛时；故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李璟陵建于南唐国势衰弱时，规模略小，随葬品亦不丰富。

    中国历史上的“十国”，前后共历时89年，产生了41个地方性的“皇帝”。后人能够看到这些“皇帝”陵墓地宫者只有成都“琴台”的王建墓和南京发掘的南唐二陵，而这三座帝王陵墓的发掘，均与中央博物院人员有密切关系，前者的参与者有吴金鼎、王振铎等人，后者有曾昭燏与南博的同事。由于南唐遗迹留存者很少，因而曾昭燏主持发掘的两座地下宫殿的建筑、彩画、雕刻，以及出土的陶俑等遗物皆弥足珍贵，为研究南唐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按当时的行政划分，南京博物院属于华东区下属的文化机构，工作业务范围涉及整个华东六省一市，气势颇为不凡。曾昭燏在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仁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前后两次重要发掘成果，皆以曾昭燏为主编，撰成《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和《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分别出版。两部大书中均有曾昭燏单独撰写的章节，她在中央大学随胡小石读书时打下的深厚功底，与伦敦大学留学时学到的新知识，在这两部报告中得到了全面展示，其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两部报告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全国学术界所重。

    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完毕之日，正是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岗商代古城遗址即将大规模发掘之时，同年10月18日，中央文物事业管理局电调华东文物工作队支援发掘，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尹焕章（南按：抗战前殷墟发掘的参与者，史语所“十兄弟”之一）率队赶赴郑州，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合并组成一队，任正副队长事，共同进行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1955－1958年，曾昭燏、尹焕章又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氏率队于1955年5－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1960年，曾氏再度率队赴江苏连云港，对二涧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使曾昭燏在国内外所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使南京博物院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未久，曾昭燏又与尹焕章合作完成了《试论湖熟文化》一文，随后又系统整理江苏地区考古资料，写出了《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长篇论文，刊发于《江海学刊》。这一切，意味着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的学术业绩进入了黄金时代，此为曾氏个人之幸，更是整个南京博物院全体同仁的光荣。

    为使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更趋成熟，并为新的课题研究打下基础，曾昭燏认为必须到各地实际调查访问，广泛搜集资料加以鉴别研究才能达到国家和世界级的学术水准。两年之后，曾、尹二人开始行动，陆续走访了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湖南、湖北和江西等七个省市，对各地的藏品、遗址与出土器物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将初稿修订完成，并作为《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的“前言”发表。这篇论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地区考古的综合研究成果，又是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印证有关文献记载对江苏古代史问题的一次充分探讨，其力透纸背的功力与深邃的学术洞见，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