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员学生组织了维持会来负学校的责任，我也是维持会的一个负责人。”

    作为负责人的曾昭燏带领一班学生向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董维键请愿，请求维持学校正常教学。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叔一》“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与曾昭燏同学，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艺芳一把。但柳氏不以为然，且态度蛮横强硬地指斥“艺芳女子中学是个反动的学校，不应存在”。经了柳直荀这一番表态，艺芳学校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曾昭燏等奔走呼号，还是于1927年4月8日被毁，学生被迫解散。对于这一经过，曾昭燏回忆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们学校隔壁毛主席所创办的船山学社里面的农民协会的梭镖队，持着教育厅的命令，来解散我们的学校，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着不接受命令，大家抢着把学校的东西往附近的同学家里搬，卫护着校长出了大门，然后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墙上写‘艺芳精神不死’的标语。然后大家呼口号，整队出门。”在梭镖横飞，哀号奔逃的大混乱中，曾昭燏率一班学生掩护主要教职人员离校，校政主持者曾宝荪与曾约农逃往汉口避难。曾昭燏与艺芳学校校舍总监、曾宝荪表姐萧孝徽，左景馨（南按：左宗棠曾孙女，曾留学英国，后为艺芳教师），陈昭炳，彭坚等师生租赁长沙“遵道会”房舍，将小学和初中部恢复起来，并轮流兼任教员和后勤人员，勉力苦撑。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与她领导的“同学维持会”一直为复校奔走呼号，在亲朋好友和社会同情者的帮助下，是年10月，终于把毛泽东所办船山学社农民协会占据的曾国藩祠中的“浩园”夺回。外避汉口的曾宝荪接到曾昭燏拍发的电报，立即返回长沙欲图东山再起，并在1928年春得以复校。此次事件，是曾昭燏首次亲身与找上门来的政治势力接触和面对面的交锋对垒，显示了潜伏于身中果敢决断的性格，其临危不乱的组织领导才能此时已初露锋芒。这一时期，曾昭燏除了与“革命”者展开斗争，还目睹了“汤翯事件”并经历了营救失败的痛苦和迷茫（南按：前文已述）。曾氏从英国归来到昆明，一度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就由早年这一悲剧性事件刺激而萌发。

    当艺芳学校恢复之后，曾昭燏接受的仍是埋头读书、“不要问政治”、“爱你的仇敌”等具有基督教义色彩的教育。直到第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仍尽力躲避政治干扰。曾氏在《自传》中说，她与二哥曾昭抡整日忙于各自的事务，“除上课外，他关在他的实验室里，我关在我的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我是外文系学生，兼有化学系的课，第二年才转到国文系），晚上回来后他做功课，我们没有时间讲话，更没有时间谈政治，那时我对于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尽管后来在留学海外期间深受国内抗战悲情的刺激，一度对时事和政治产生了兴趣，但仍属于对家国、亲人的挂怀，以及海外游子的特殊情形造成，一旦回归国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政治的兴趣又趋缓下来。当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迁入四川李庄并随吴金鼎率领的发掘团到彭山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时，其心态基本如前。只是，这个时候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现实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而令人难以回避。对此，曾昭燏曾有过这样一段交代：

    此时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皖南事变，我们竟一点不知道。在彭山工作了一年，也同在大理一样只从第三者的态度来看世界发展。苏德战争的发生，使我又兴奋一下，但只兴奋而已，国际上复杂的局势，使我不愿多想。但不论你如何不愿意过问政治，许多血淋淋的景象呈现到你眼前来。例如成都附近各县在抽壮丁时各种离奇和惨无人道的事实，以及壮丁入伍后种种被虐待的情形，在老百姓口中传播着，就在我们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