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自传》，谋篇布局为十一个部分，目录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经济状况二、我的社会关系三、我的童年四、我的中学时代五、我在大学读书和中学教书的时代六、我在国外读书的时代七、我回国后在抗战中的七年八、抗战胜利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我九、我与美国人的关系十、解放后我的认识十一、总结《自传》按程序逐级上交，并经中央高层组织内查外调核实一番，作为“秘密”案卷封存于冰冷阴暗的铁柜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数几个参与调查者，外人对案卷内容自是无法窥知。后来有关部门对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时，曾氏的同事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其撰文纪念时，对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江山易色、政权鼎革之际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因外力等仍是茫然无知，只能凭借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来替这位考古文博界杰出的女性说几句公道话，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一尴尬局面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纪念故院长曾昭燏百年诞辰”专题筹划中，由精明强干的龚良院长亲自出面，特别提请上级有关“组织”打开了陈封的卷宗，复制出了列入“秘密”级的曾昭燏《自传》的大部分，以作曾氏生平研究的参考材料。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词》被重新发现和定位一样，透过曾氏《自传》那一页页泛黄的纸片，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隐秘得以揭开。

    从曾昭燏《自传》可以看到，湘乡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国藩“耕读持家”的家训，以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教诲，而子弟们也确实按照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这条路走得也不平坦，从龚自珍、曾国藩两代人意识到老大中华“颓世”难挽和“洋患”逼人，直到历史进入急剧变革又动荡不安的国民时代，这条“大道”渐渐淤塞成“小道”，最后竟变成了一条死胡同。悠忽间，社会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鼎盛的1927年，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就在这鲜血喷溅，哀哭啸叫的“大时代”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挟于政治旋涡，并随着旋涡的消长而升降沉浮，于生死间游荡或者翻滚儿。诚如鲁迅在这一年冬天所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时在湖南的大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砍了头，在北京的王国维惊恐跳湖，皆缘于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时代”。

    就在这股打打杀杀加“血，血”的“革命”声浪中，曾昭燏所在长沙艺芳学校校长曾宝荪仍固执己见，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对此，曾昭燏在《自传》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这十个月，是很平凡的过去的，五卅运动的余波，省港罢工的大运动，对于这个保守的女子中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北伐军的炮声，终于把这深闺绣门的美梦惊醒了，革命军攻入湖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只知道赵恒惕走了唐生智来，唐生智走了叶闻鑫来。叶挥队还把欢迎唐生智的军队的学生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慰问。”又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全长沙市学生界的示威游行，提灯游行，讲读、贴标语，我们学校一概不参加，这在革命群众的心目中，当然认为是反动的，许多人来同我们的学生会来谈，我们不理睬，报纸上起始对我们责难，我们起初不理，后来分辩，责难得急了，招架不来，我们校长表面上辞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