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我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登场。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的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座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后来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后来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过回到北京后，一次买菜，卖菜的农民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香港丢了呢？”听过之后我想，也许下一次，混乱就会消失。

    虽然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调适，但在这次直播报道中，真正让我从紧张的心情中舒缓下来的是6月30号上午我参加的第一场直播：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上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担心，一会儿大雨继续倾盆，气氛以及报道会不会受影响？但谁也没想到，离大会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天空奇迹般的放晴。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松了一口气，谢天的心意是强烈的。

    于是也有了我的直播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

    直播正式开始，我的八分钟现场报道顺利极了。当信号切走，我憋闷了很久的内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今都回忆得起。虽然这之后，我还有五段直播报道，但万事开头难，第一关一过，仿佛任务减轻了一半还多。

    但乐极必然生悲，直播结束后，香港总部打来电话，一通赞扬声更让我欣喜异常。我想应当放松一下，准备一下晚上的直播。于是我一个人登上军营外的出租车，跑到城里一个音像书店去选购，以此来犒劳自己，但当我拿着战利品回到宾馆，才悲哀地发现，我的手机丢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值，当时直播中和前方的联络由于手段还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机，而手机一丢，麻烦事多了。我知道手机肯定是拉在出租车上了，但拿着发票去找出租公司，得到的结果是司机怎么呼也不回，可能是去外地了。我不知详情，但手机拿不回来是肯定的了。紧急时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