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的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月5号就开始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点了。

    但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多少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但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它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但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呆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哪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但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呆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但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

    在深圳我是和其它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但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的张恒、负责空军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时常大家见面，趁闲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