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得以昭雪。

    但这个时候我又要说，舆论监督的目的并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算一笔帐，《焦点访谈》按常规一年应该播出365期，但由于“两会”等特殊情况，一年大约播出340多期，在这340多期之中，批评性报道满打满算也就200期，而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每个接到的各种反映问题的来信和电话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您看，我们一年播出的节目数量都赶不上一天之内人们反映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您能说《焦点访谈》是解决具体问题吗？

    也因此，在制作批评性报道时，选题便力争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能带动与此相似事情的处理。归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舆论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处理具体问题，因为媒体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

    问：很多百姓把你们当成“青天”，有什么冤屈就找你们，不知你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

    答：最初是“铁肩担道义”的喜悦，人家这么信任咱们，咱们得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啊！于是这个也想帮，那个也想帮，一段时间过后，忙了个精疲力竭，总是也没解决几个，喜悦感开始丧失。

    第二阶段是痛苦的自卑阶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全力也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面对来信面对上访群众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无能为力，但又怎能说的出口，于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倾诉说的群众以为事情这下可解决了，但把重担接过来的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体解决的事情只是少数。

    第三阶段是超越了喜悦与自卑的低头前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明白，新闻记者并不是救火队员，今天东边明天西边，恰恰相反，新闻人正是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典型事例的报道去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才会解决有门，那一张又一张悉苦的脸才会尽量笑容。

    也因此，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时把建立社会良性运转机制当做自己真正的目标，而当机制建立之后，要监督的则是这个机制的运转。

    而在今天，当想到机制正在建设之中，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又大多无法帮助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就有种负疚感，但负疚和愤怒一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咬紧牙关看着很美丽的将来争取快点脚步努力向前走。

    问：看一些报道，我们得知，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有两条长龙，一是来告状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摄之后来求情争取别播出的，你怎么看待后面这支队伍，他们会消失吗？

    答：我认为这后一支队伍出现的很正常，连犯了罪的都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那当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后挣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要申明一点，这后一支队伍可是隐形的，在电视台的门口，你绝对看不到这支衣冠楚的队伍，他们大多星级宾馆住着，拨打着各种有权力人士的电话，当然也有直接撞进电视台的，但这样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说求情的一个都没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那是事实，因此当人们问我：这么一支求情队伍什么时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当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时候，这支队伍才会慢慢萎缩，但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声明，进京来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费，各地的监察单位也应该把这一点放到监察内容之中，求情大多是为保官，这该算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腐败，我想将来不久，哪个地方处理它这么三四起，进京的队伍也能消停点！

    电视台这边严格把关，让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领导自重一些，不把求情电话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