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