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