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城市就不一样 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那么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职能越是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的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两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