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