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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路从被逮捕到受审已一年有余。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于大路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期限。

    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

    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方的指控基本属实，只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他需要解释。他否认曾为升迁行贿胡楚寿30万元。于大路说，检方指控他行贿的30万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谭某上供的30万元是同一笔钱。“收钱之初，我很犹豫。”于大路说，是谭某的“宽心话”令他收下了钱。谭某称送“感谢”款有三层意思，“一些给你们老板（领导），为了你的进步，一些给你，一些给你们财会部”。于大路说，为了防备谭某“外露”，于大路通过胡刚将钱全部转交给了老领导胡楚寿。

    “给胡楚寿钱，是谭某的意思，如果没他这句话，我不会给。”于大路否认给胡刚30万元是向胡楚寿行贿，他认为不是为了升官才给胡楚寿钱的。

    “为什么你今天的供述与之前不同？”法官打断了于大路的辩解。“胡楚寿案也是本院审理的，当时法庭播放了你的证言录像。”法官提醒于大路说：“你当时说是为了升官给了胡楚寿30万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证和受审时，都能如实供述。”

    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

    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

    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

    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