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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潮汹涌，灾民似的，我被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厅，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我这种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问：“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没听说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筛选，一出广场，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于连或拉斯蒂涅（注：于连、拉斯蒂涅，分别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和巴尔扎克（1799～1850）《人间喜剧》中男主角。）一样局促不安。

    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突入脑海：这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顺着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中国人是靠味觉来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吗？这事够稀罕的。”看着登记薄上“来京目的”那一栏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的？我算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这理由正当吧？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房间正对西晒，踏进去就像进了烤箱。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声不吭冲了一会，那男的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来，笑声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差点没让我当场晕过去，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