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军包围在车厢峡，进入死地。义军又采用伪降手段，派人以重金贿赂陈奇瑜手下将领，陈奇瑜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收服义军，主张招抚，得到思宗批准。义军走出死地后，立刻又砍杀官军重举义旗。思宗羞恼成怒，下令将陈奇瑜下狱治罪，调洪承畴接任五省总督。崇祯七年底义军返回河南，次年正月打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掘了朱家的祖坟。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思宗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苍天，对不起祖宗。一连几天，他布衣角带避殿办公以表示自己的痛苦，亲赴太庙，祭告祖宗，同时发布《罪己诏》引咎认罪。但思宗不甘心失败，他严令吏兵二部追查凤阳失陷的原因，凤阳巡抚杨一鹏被逮捕处死，一大批有责任官员被遣戍。随之，又调发拼凑了7万官兵，拨军费100多万两，限洪承畴6个月之内荡平义军。

    洪承畴在皇上的催督下提兵入河南。义军避开明军又回到陕西，消灭了明军艾万年、柳国镇部。李自成在真宁消灭了明军精锐曹文诏部。高迎祥等则继续在中原活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思宗又起用卢象升总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与洪承畴一个西北，一个东南，分区剿灭义军。到崇祯九年正月，六个月期限将过，东南、西北两路皆无捷报。思宗一面给洪、卢二人施加压力，一面下达大赦令，表示赦免起义农民，企图分化瓦解农民军。

    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会合洪承畴在周至地区击败高迎祥所部，生俘了高迎祥。明军乘胜收降了张妙手、蝎子块等部。李自成也在明军追击下离开陕西进入宁夏、甘肃。一时间，出现了天下将平的征兆。可是，好景不长，只不过几个月时间，李自成又死灰复燃，领兵从甘肃直扑四川，烽烟再起。张献忠、罗汝才复又驰聘于中原，天下骚乱如故。

    崇祯十年三月，思宗起用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委他负责内外军政。对于剿灭农民起义，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由总督和总理分别统兵，各负其责。总督由洪承畴担任，总理则是杨嗣昌推荐的两广总督熊文灿，嗣昌居中调度。整饬兵马，期以三月消灭全国农民起义。

    增兵就要增饷，根据杨嗣昌的计划，增兵12万，增饷280万两。280万出自何方，当然还是百姓。想到再次加派，思宗不禁大费踌躇。正在这时，有一个在京考选的知县在召对时慷慨陈词，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不在于加派与否。守令只要廉，再加一些也无妨，这个知县深知思宗最恨贪污，最急兵饷，因此投思宗所好，以求大用，思宗果然龙心大悦，认为此人来自地方，知地方弊病，他说加派无妨，可见加派还是可行的。过了几天，思宗便发下诏令，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养兵，着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这就是剿饷的加派。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又以兵弱不可用，请增练边兵以成劲旅，于是又加练饷，剿饷练饷总共1000万两，加上辽饷，加派达170余万两。远远超过正赋之数，民间由此私自呼崇祯为“重征”。这更给燎原的农民起义火上浇油。

    本来明军在首辅杨嗣昌的调动下，崇祯十一年在剿灭农民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江淮地区，总理熊文灿招降了张献忠，小股农民军投诚者颇多。西北方面，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十一年底将李自成部荡平，李自成逃进了深山。

    但在重重加征之下，人民水深火热无法生存，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张献忠不得不再叛于谷城，一时诸降明农民军皆云起响应，攻城掠地，天下又趋大乱。

    思宗无将可派万般无奈，只好对杨嗣昌寄予厚望，让他亲临前线督师，以遏制农民起义军的燎原之势。

    杨嗣昌到达军中，在襄阳建起大本营，积蓄粮草兵杖，整顿士卒，誓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