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向交待，十分恼怒，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财产。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敬修投缳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申时行、潘季驯等内阁和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神宗才下诏留空宅1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神宗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二、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神宗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宫女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牢记自己儿时在母亲严教下的寒窗苦读，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缚了他。他亲掌权柄后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神宗产生极大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神宗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亲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神宗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交奏疏“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