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督学习贤臣柄政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10岁的太子朱翊钧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朱翊钧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权力的巨辇奔忙了48年。从而使早已衰败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为宫女李氏。李氏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谋略，而翊钧前边有两个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钧成为了独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宠爱。翊钧5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翊钧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实上翊钧也的确聪明慧敏。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便正式册立。

    上学不久，每当李贵妃带儿子给皇后请安时，皇后经常取经书来，将学过的内容逐段逐句考问。翊钧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张居正是翊钧的师保，对翊钧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神宗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及国子监官员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是讲官和内阁学士的日常讲学。那时，神宗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书》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汇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神宗阅读。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神宗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皇帝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神宗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