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催生始末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鲁迅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鲁迅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天，钱玄同穿着长衫拎着一只黑色皮包来到绍兴会馆，看到鲁迅正在屋里埋头抄录古碑，便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在钱玄同一再催促下，鲁迅终于松口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作了证实：“……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这篇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五四”时期，鲁迅与钱玄同过从甚密，不仅常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还经常书信往返。据沈尹默回忆，当年鲁、钱二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常常占据了说话的中心，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没有插嘴的余地。鲁迅在日本时曾给钱玄同起了个“爬来爬去”的绰号，简称“爬翁”，钱玄同也给鲁迅起了个“猫头鹰”的绰号，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朋友，后来却因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们彼此疏远的主要原因。“五四”以后，钱玄同钻入了当年自己所反对的故纸堆中，满足于当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潜心做学问，当年的战斗激情渐渐消失了。1924年《语丝》创刊，虽然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是创办人，但同人聚会时鲁迅却很少参加。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已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等到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时，二人关系已经十分疏远。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生日，他的几个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准备在《语丝》上为他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