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所镇压。可以说，小说里充斥着人身攻击与卫道谬论，透露出林仇视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这也恰好说明封建顽固势力在理论和道义上已是无力还手，只能求助于谩骂和影射攻击，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困兽般的哀鸣罢了。

    也就是自此之后，新文化派人士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钱玄同和刘半农于此间的努力功不可没。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4卷1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结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