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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实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但是，作为热血青年的吴晗，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又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望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而此时的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还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掌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闿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胡适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尔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影响深远，不言而喻。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台柱子，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很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相当大的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