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

    这就是大院向外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关于地位，关于身份，关于优越感，关于强烈的等级关系和严密的圈子意识。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释放出来。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但是，当1990年代大院拆了墙，各大公共媒体都争相欢呼，认为大院的权威性在消解，“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时，有人却发生了不同的声音。

    作家北村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形的墙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里的隔膜并非轻易可突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在层次与层次之间，通道很窄。

    子弟凶猛

    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为新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过，他们的人格特征被笼罩在统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点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而彰显的，他们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作家罗永浩就是个“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谓的“县委大院”，他在一书中说：“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