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将全文转载，立刻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他还提到了“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

    对于这种想当街坊、朋友的观点，易中天爽快地否决了：“没门儿！”

    为什么？

    “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即便不算什么大官，甚至连芝麻绿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权。“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话，一个小小“弼马温”如何现出自己是个人物呢？这真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却是《吵架》。

    从官气到痞气

    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级。”即所谓的“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网上有观点认为：新北京“爷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点，但是却掺杂了浓重的官气，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网友老肖的话来说：“其实爷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么有官老爷的说法呢。北京人的官气不仅表现在当官的身上也表现在老百姓身上，你随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会感觉他们从动作到语气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切：拍拍人肩膀然后说：哥们儿，有什么事言语一声啊！爷们说话喜欢总结归纳，好为人指点迷津，着调不着调架势要有，办事总是慢悠悠的绝不小跑……没办法，全国的部委官员都在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这样了。”

    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虽说不是官，但就是这么巧，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还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痞气“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正如龙应台在日坛市场遇到的小贩（《吵架》）：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