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现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上海人不仅喜欢内部“算计”，也乐于把这当做一种良好习惯，与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师在上海出差，问路。被问询的上海老大爷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还是A站下车为好。

    不过，这种实用主义演变至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上海人的亲友关系中时，就显出了“金钱的冷漠”。黄阿姨是安徽来沪打工的钟点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认钱不认人”。她曾经照顾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两年多，平时儿女亲友很少上门，“老爷子一死，要分财产了，该来的不该来的全都来了”。

    上海市妇联曾于2002年选取1006户上海家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了上海亲戚关系的弱化趋势。当询问受访者“您家在上海有几家走动的亲戚”时，有二成多的家庭连1户经常走动的亲戚也没有。调查还揭示，大多数上海家庭平时主要靠电话和亲戚保持联络，而和亲戚经常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时，上海人的邻里关系也呈现淡化趋向，“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被众多上海人抛在脑后。七成多受访者表示并非完全不认识邻居，但多数只是“点头打招呼”、“偶尔谈话”的关系，或仅限于“知道邻居姓名或职业”。能够与邻居保持经常往来的家庭只占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邻居经常往来。

    保守规矩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实用主义，由这一群体趋利、重利的处事态度所演化，而对于实际利益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们太看重孜孜不倦争取来的既得利益，不肯轻易撒手，更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损失。而这一性格特征，由来已久。不妨看看19世纪50年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

    一则流行的比喻说出了上海人和广东人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慢走，遇到红灯不敢走，还要指责别人绕着走，呼吁建立更多的红灯。广东经验中注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没有说不许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执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规定可以做的，而且执行政策许可范围内最严苛的下限。

    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认为，“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他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