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就变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使上海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首先想到其中的经济纠葛、利害关系，而非道德伦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报》“咸淡人生”专栏，就曾刊登一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文章，针对一位出国女性希望为留在国内的丈夫找一个临时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愿望进行规劝，无道德教训，只细陈利害：1、现在女孩太厉害，要她们不为结婚，光跟你玩玩，没名没利的人，她们可不会瞧一眼；2、找一个纯情女孩，对你丈夫一往情深，你两人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护？3、若遇到一个刁难女子，与你纠缠不休，对簿公堂，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还是早打退堂鼓。

    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共场合，“用眼睛捕捉女士们的眼睛，直至她们时不时露出一丝小鹿般的惊慌，我便会感到一种略含恶意的快乐。”然后引证审美的“距离说”，认为将上床视为最高境界划不来，不仅费力破财，“花上那么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欢，还要躲躲闪闪，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开水，还要研究如何撒谎”，如果“最后还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受到谴责”，便是“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种教人如何省钱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见之于上海，堪称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时时在在可见类似的实用主义。就拿上坟扫墓来说吧。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交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2010年的轨道11号线也为了分担扫墓客流，而赶在清明前试运营。

    上海人的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书写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

    “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

    “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余秋雨也在他的一书中说，“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诸如此类。

    余秋雨认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