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篯、周保中的信》中说：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