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