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密营
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篯、赵一曼、冯仲云等人,他都送过。遇上敌人盘查,说你说这旮旯话,你儿子怎么是个南蛮子?他就说俺屋里的是个南蛮子,他是在那边长大的,这不就弄一口南蛮子话回来了吗?俺听着也别别扭扭的不得劲儿。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篯曾说“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员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写,有的用米汤写,接到后用碘酒涂上,就显出茶褐色的字迹。后者对付宪兵、特务和有经验的敌人,有时也难。李升的衣服里外都是补丁,那时乡下人这种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缝在那补丁里。通常是藏在袖口里边和衣襟底下,这样情况危急时,便于拿出来毁掉。下雨、过河时,要提防着别弄湿了,晚上睡觉别让火烧了。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他是个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时在大山里冻坏的。
单立志在吉东省委、2路军总指挥部当过一年多交通员,就在完达山里跑,大都是一个人跑。找部队,去密营,有时是把文件放到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个什么样的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