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装，配以腰带，脚穿黄皮通花鞋，不穿袜。两手指甲染红。带同女仆到新华戏院看完电影，行到中山五路与中华北路口时，被警察干涉带返分局处理。

    这些做法，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扰攘了几天后，有记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汉路一带热闹地方观察，发现过往行人，男性占十分之七八，女性只占十分之二，且均是年过三十的人，年轻女性，都不愿上街了。扰民行为，可见一斑。

    到了1936年，何荦还不死心，鉴于去年闹了不少笑话，今年他做了两项改进：一是培训了一批专职的女性劝导员，上街劝谕；二是成立专门的所谓风纪警察巡逻队，加强巡查。遇有违例者，即在其身上盖上违反服装规定的印记。这一来又惹出麻烦了。某日，一位公务员的妻子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随即将违纪的蓝印盖于该妇旗袍的乳房部位，这一举动太过荒唐，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要求改用女警检查。当局自知犯了众怒，悄悄撤销了风纪警察的巡逻，对禁令也不敢再坚持了。

    不过舆论并没有放过他们，不断有反对意见和嘲讽，有一报纸说：真正的艳装妖妇，是坐在小汽车里的，她旁边是贵人，还有卫士，那又从何劝谕、谁去制止呢？

    取缔“奇装异服”运动虎头蛇尾，笑话不断。到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驱逐胡适

    1935年元旦，胡适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其意义在于其影响从学院延及社会之事实，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认可。以后，胡适按预定计划游历了粤、桂两地。适之博士游目游心之余，一逮到机会就要“卖膏药”，这是他“历史癖”、“考据癖”之外的第三种癖好，即“演说癖”。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推行尊孔读经。他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教育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陈济棠还在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他指示广东省教育厅颁布《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他亲编《新公民课本》，课本的第一课赫然印着“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

    陈济棠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还组织成立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请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申明要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又开办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文集为课程。

    因了这种种强硬的举措，1935年的广州城里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这一切，都让胡适这位一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深为忧虑。他决心要把一剂“新膏药”送给陈济棠这位头脑发热的旧军阀。

    一到广州，胡适就感觉到在广州“卖膏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胡适在广州的活动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早已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青年会头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