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榕把玉英勾引奸夫的罪证送到锦衣卫后，亲自审理于此案的锦衣卫指挥使陈寅立即轻信了原告的一面之辞。不容玉英分辩，一味地追索奸夫。玉英自进了监狱后，就一直保持一言不发，她知道：一旦进了锦衣卫的监狱，就断无生还的可能。又担心自己讲出实情，焦氏被惩，三岁的小弟弟李亚奴无人供养，落得个冻饿而死，会使李家断了烟火。所以，尽管一年多来受尽了各种刑罚，身上脱了几层皮，她却一句口供也没有。陈寅追不出奸夫，无法结案，使案件拖了一年多。越是结不了案，陈寅越是忌恨玉英，这才演出了一幕趁五英昏厥之机，强按了手印的丑剧。结案以后，他下令把玉英打入死囚牢，只待秋后凌迟。锦衣卫的冤狱几乎天天发生，案子一经断定，就绝无更改的可能，陈寅早就将这事扔在脖子后面了。

    在封建社会中，有许多冤案，都是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统治阶级之间的明争暗斗之中，被一派所利用而得到了昭雪。李玉英刚好恰赶上了这个偶然。

    就在玉英入狱不久，明朝上层统治者之间，发生了一次大的政治较量。新登基的嘉靖皇帝，本是死去的正德皇帝的堂弟，他登上皇帝宝座后，就准备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祜杭称为皇考，而把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为皇叔考。遭到了以内阁首辅助杨廷和为首的二百多名朝廷要员的反对，这些朝臣都主张：以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皇帝为皇考，称嘉靖皇帝的生父为皇叔父。嘉靖皇帝当然不依，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场“大礼”之争一直僵持了三年也没有最后结论。到了嘉靖三年，嘉靖皇帝利用一贯迎合自己的观政进士张璁等人，向反对自己的杨廷和一派发动了猛攻。七月份，矛盾发展到了最高潮，杨廷和一派的二百二十九名朝廷命官，一齐跪在紫禁城的“左顺门”前，哭谏嘉靖以孝宗为皇考。嘉靖大怒，下令逮捕劝谏官员，一下子抓了二百二十人，廷杖了其中的一百八十余人，有十七名大臣当场被打死，八名卓有声望的朝官充军边疆，首辅杨廷和也被逼退隐回乡。这次镇压来得十分突然，镇压后。朝廷内人心不稳，不少没受牵连的朝廷大臣也流露出不满情绪。嘉靖皇帝为了稳定人心，降下了许多能够改变自己被动局面的谕旨。他深知，锦衣卫监狱里冤案累累，天下人对此早有非议。所以，特别给锦衣卫下了——道“圣谕”：“特以天气太炎，在狱军民未获发落，仍差审录太监研审，凡有事枉人冤，许通行奏。钦此钦遵。”

    虽然，嘉靖降下这道圣旨仅仅是为了邀买人心，争取朝臣的拥护。并没有认真地纠察一切冤案的打算。但圣谕既下，锦衣卫不得不照章宣读，并且装模作样地委派副千户陆炳，作为审理大员，专门接收狱中犯人的申诉状，并全权处理复审事宜。这位陆炳，就是后来名声显赫一时的锦衣卫缇帅（都指挥使）。

    在嘉靖朝中，陆炳掌管的锦衣卫权势竟超过了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这是后话，无须多述。此时陆炳还仅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副千户，但已经在锦衣卫中显示出了峥嵘的头角。他办事干练，断案公道，而且绝不像锦衣卫其它官员那样，专以栽赃诬陷，造谣告密为能事。居官一年多来，他敢于替一些冤枉的官员说话，甚至敢于否定皇帝的个别错误判断，深受三法司官员和满朝文武的称赞。

    锦衣卫都指挥使陈寅选派陆炳出任审理大员，目的是使大家心服口服，也表示一下自己对皇帝旨意的重视。但是，他也根本没有平反哪一桩冤案的准备。依他的想法：陆炳在狱中巡视几天，然后递上一道“大小之狱，判断公道，俱依原议”的奏折就算完事了。谁想到这位陆炳是个“给了根棒棰就认针（真）”的人，接到委任后，立即搬到了北镇抚司去住，并且雷厉风行，把嘉靖的圣旨印成文告，在全狱中发行，还严饬狱中的管理人员，不得私自阻挠犯人上诉，若发现威吓犯人，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