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各地豪宅纷起，曾国荃的大夫第相比之下，已经毫不起眼了。

    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说：“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

    鲍超军队在湘军中纪律最差，吃空饷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鲍超军万余人，病故伤亡逃走共减员四千余，为总数三分之一，但仍千方百计领取全饷。曾国藩对鲍超的伎俩看得很清楚，曾说，鲍超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左宗棠也说鲍“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

    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却表示难以处理：“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鄂中积习更有甚于此间者。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表示，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靠这种恶劣手段，一样可以致富。除曾国藩之外，湘军中最清廉的高级将领，当属彭玉麟了。然而正是从他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湘军高级将领，如果想发财，会多么易如反掌。

    《彭玉麟集》之第四十四、四十五页，有《赋性》二首。其中有“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及“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之句，以示自己的清廉。诗下自注说：

    军务告竣，除已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下余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悉留协济长江，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咨明六省督抚在案。

    也就是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他把这笔钱全部留作公用，没有带回一分。那么，他这六十万来源于哪里呢？查《彭玉麟集》下册，可知，因为军饷没有来源，清政府允许彭玉麟部“以盐抵饷”，以食盐专卖权充军饷，通过贩卖此项权利，积累了六十万存银。从诗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当时人的观点，这笔钱他是可以自由取用，视同私囊的。则湘军军官的灰色收入空间之大由此可见。其他湘军军官的发财之道，可以推知一二。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舟宗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优厚的兵饷制度造就了大批“湘军富翁”。

    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曾国荃在长沙也修建了多处房产，像1882年移居的贡院西街住所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将领如郭松林、杨厚庵、卢俊三等在长沙也有多所豪宅。

    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如前文曾提到的率军“惟知掠夺”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除了曾国荃外，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横洲乡陈于同治三年六月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