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生聚

    临事而惧，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