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