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身处地想想，这也很正常。想想吴曦的人生经历，从小就当质子，被扼杀理想，连一个正常男儿想奋发图强的正常心理都被残忍压制。他有什么理由不恨赵宋呢？赵宋何时视其为忠良，他何必以忠良报之？

    更何况前车之鉴让人心寒。

    金国的劝降书里说得好：“……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说得非常对，忠到岳飞的程度，不过是被冤杀而已。吴曦拿什么与武穆王比，他当然不要那样的结果。想到这些，对吴曦的憎恶有点提不起劲了。何必呢，此时的赵宋，除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之外，根本没有让人效忠的理由。

    回头说平叛之后的蜀川。先是奖赏，其规模之大、赏赐之巨是前所未见的。有四百二十余名将领或建节，成为军阶最高的节度使，或自身授郎。全军约七万人升三阶官，少数升五阶官，统计迁转官达三十万阶。为这次群体升官，此后四川总领每年要多支钱物二百八十余万贯。

    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七千两、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钱八万二百五十引、绢六十一万七千匹。

    如此巨赏，很让人怀疑，当初冲进吴曦伪宫的人数是七十四个，还是七十四万个呢？

    再说战争本身。吴曦的灭亡是猝不及防的。不仅吴曦自己，金国方面更是毫无知觉。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一边向临安方面报功请奖，一方面出川进攻，收复关外四州。

    阶、成、和、风，这是蜀川的屏障，双方要点所在。按常识，想收复它们会非常困难，金军当年使尽招数，也没能夺到手，这时肯定会重兵防守。

    很意外，李好义、杨巨源率领少量部队，比如步骑一千人、死士两百人，就强攻下了和州。四州相继迅速收复，这是好事，眼见蜀川恢复了正常，可偏偏又出事了。

    要不怎么说蜀川就是这么邪性，在此割据的，从没有能长远过三代的。攻打此处成功的，转眼就会倒霉灭亡。

    此次平叛也不例外。安丙的私心不知怎么搞的，一瞬间就膨胀了。他给临安写的报功信，对外宣称功劳是杨巨源、李好义的，事实上也是，这两人既是首倡，更是实际操作者。可安丙在信里完全归功于自己，杨、李二人只字不提。

    这样做会有后患，杨、李两人难免会在知情后报复。安丙为了稳妥，把杨、李应该得到的赏赐都转交到了王喜的身上。

    王喜是吴曦的亲信，川军的重要将领。吴曦叛国时，王喜是附逆的军方首恶，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王喜毒死了李好义，又设计诬陷杨巨源造反，逼其自杀。这样，蜀川权力全部落入到安丙、王喜手中，而临安投鼠忌器，哪怕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追究，以免吴曦叛变再次上演。

    好歹总算是熬过了蜀川危机，总体算来，尽管花了钱、受了惊，但对南宋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说钱，赏再多的钱，也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没有便宜异族人。并且给公务员加薪了，也等于间接地提升了消费力，蜀川那边的生意会加倍红火。

    官衔，与加薪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关外四州收回了，吴氏四代盘踞蜀川的隐患也解除了。杨巨源、李好义的死，纯以功利角度论，也不是坏事。

    蜀川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正规国家职能部门、正规军手里，而不是民间力量分权，这对稳定全局无疑大有好处。

    从宏观控制上说，南宋在战争中习惯战争，优胜劣汰，是一种如新生般的整合。这对一个老牌帝国而言，是件极其重要的好事。

    可是韩国戚挺不下去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钱，终于告急，国库空了。皇家开始动用私房钱，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