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魏、蜀、吴分峙割据，却都把一统天下当作立国目标，因而迥别于古往今来专事分裂的政治实体。三国历史特出的文化价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鉴范本，而在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最终打造成型，阶段性地发挥出了超越秦、汉的催化作用。

    读三国历史，总体性地会遇到两个潜在问题：其一为，孙、刘联合抗曹，假若实现了灭曹目标，相互之间又将如何？其二为，曹操东征乌桓，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孙权多次派兵镇压山越人，都关涉到民族问题，对之又该怎么看？这两个问题，都紧扣着中华民族国家的前世今生，因而还牵出了第三个问题：三国时期所说的“中国”，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诚然是假设。实际的历史演变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吴，而是司马氏的晋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天下一统。那个一统却相当短暂，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间并未显示什么“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预言家，他们及其继承人在世之日，从来都未料到会是那种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设出来的问题，在孙、刘两方的的确确实际存在着。蜀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未久，诸葛亮派遣邓芝“修好于权”，孙权就作过试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当即开诚布公地答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开怀大笑：“君之诚款，乃当尔邪！”这一番外交对答表明，一旦假设变成为现实，联合抗曹的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就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敌对关系，必然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同时意味着，孙、刘两方的裂土割据，决非他们分别立国的终极目标，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在这个终极目标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曹魏方面，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因此，曹、刘、孙都不同于袁术、刘表、公孙渊那样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专事分裂而不思统一。两种“分”，形似同而实迥异，根本区别就在是否依归于“合”。无论古往今来，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否以追求“合”、维护“合”为终极目标，都是鉴别从政者和为政者的政治态度前进还是倒退的一条基准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才不宜简单地着眼于三国分峙之形，认为是对秦、汉统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国，无疑有多重审视维度，民族问题即为其一。现今由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种族混合，逐步演进产生的。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汉族，亦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从远古到夏、商、周、秦的历次大规模民族冲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汉时期才杂交形成的。这其间以及尔后长时期内，汉族占据着黄河、长江之间开发程度相对最高的广袤土地，相继建立起了秦、汉那种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历来还居住着众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过若干自为地域中心、区域中心的国家形态或准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之间，尤其与中央王朝之间，历来都保持着臣服、依附、冲突甚或敌对的错综复杂关系。魏、蜀、吴三国虽非中央王朝，却都承续着中央王朝衣钵，要面对和处理与各自周边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非恒定关系。无所正视或处理不善，就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这就演生出了不少历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