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后来幽州刺史王雄领乌桓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