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先前在琅邪避难，他要把曹嵩迎到兖州。曹嵩财宝甚丰，随行辎重车达百余辆，徐州牧陶谦派遣都尉张闿率二百骑护送。殊不知张闿见利忘义，途中杀人劫财，然后逃命到淮南去了。曹操迁怒于陶谦，兴兵替父报仇，从初平四年到兴平元年（194），连破彭城、傅阳、取虑、睢陵、夏丘五城，“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不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陶谦为之忧恚而死，死前遗命，将州牧职位托让给刘备。陶谦部将曹豹与刘备屯兵郯东，曹操又引军击破，“所过多所残戮”。建安三年（198）东征吕布，也如法炮制，纵兵“屠彭城”。以后曹仁屠宛，于禁杀降，西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都是按照曹操这个“围而后降者不赦”法令办的。直到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期间，田银、苏伯等在河间造反，将军贾信率兵讨平，又要援“旧法”杀降，辅佐曹丕留守许都的程昱才出面谏阻：“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曹丕转达于曹操，曹操接受了，这一执行了十九年的法令才寿终正寝。无论在政治、军事功业上曹操如何出类拔萃，如何推进了荡平割据，趋向统一，这样践踏人性良知，肆意滥杀无辜，都是一大不容避讳和不可宽宥的恶滥污迹。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的生命，特别是无辜民众的生命，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决然不是一件小事，再大的功勋也不能掩抑暴虐罪过。

    在官渡之战以后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军南下东进，争夺荆州，进逼东吴，引发了赤壁之战。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颁布丁酉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于是大封功臣，奖励阵亡将士遗孤，在邺城人工开凿玄武湖训练水师，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平定江南作动员和准备。至当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之计，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归降。当时依附刘表的刘备从新野（今属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当阳（今属湖北）长阪坡被曹军打得妻离子散，只好带领着残部东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刘表长子刘琦，刘琦将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驻扎。曹操收编了荆州水军，即致书孙权，威胁“今致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欲逼迫时年二十六岁的孙权也步刘琮的后尘。

    但孙权无愧孙坚之子，他拒绝了张昭等人畏敌投降的建议，而采纳了鲁肃一人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东吴名将周瑜也面见孙权，力陈曹军尽管号称八十万，实际不足三十万，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更加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适逢刘备派遣诸葛亮来吴，表达了联合抗曹意向，一个联合战线迅即组合起来。

    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与刘备、关羽、张飞所部约二千人在江夏会合。周瑜挥师西进，与曹军一部遭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从十月开始，周瑜的水军列营于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军集中在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县），形成了对峙局面。曹军中北方人多，不习水战，遂将战船连起来减少颠簸，却给吴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十二月吴将黄盖诈降，趁曹军不备施行火攻，火势从水寨漫延到陆营，曹军一片大乱。周瑜乘势大举进攻，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经华容（今湖北监利东北）逃向江陵（今属湖北）。周瑜与刘备会合，水陆并进，一